第三章

　　羅賓·魯特今年53歲，是一位經驗豐富的飛行護士。魯特大半輩子都是急診室護士，覺得這是最適合自己的工作了。兩年前，也就是2006年，醫療救援服務緊缺的謝南多厄河谷組建新的醫療救援隊時，他成了最後一個加入的成員。醫療隊的直升機停駐在81號州際公路旁的維亞凱夫市，是整個河谷的中心地區。對魯特而言，他的這項工作是使命，而不僅是職業。他覺得這個世界上沒有什麼比能救人一命更美好的事了。魯特曾接生過嬰兒，也親眼見證了自己的孩子的出生。然而，事故後的快速反應、在危機中挽救生命、把傷者及時送到醫院等等——很難用語言形容，還有什麼比這些更能讓一個人感受到自己的價值呢？
　　電話是急救排程中心打來的——「自行車和汽車相撞事故」。在藍脊公路最開始的25英里長的路段上，只有兩個地點地勢比較開闊，適合直升機降落——鮭魚岩的5.7里程碑處，以及蘆葦谷13.7里程碑處。
　　魯特所在的5號直升機救援隊此前從未出動過，本次事故中，第一個抵達現場的響應者R.W.伍迪的呼叫，是直升機救援隊首次接受任務。接到急救電話後第一個響應者到達現場所用的時間越短，直升機抵達現場所需的時間也就越短。事實也正是如此，5號直升機救援隊在10點57分接到電話，而飛行員認為條件允許(山中的濃霧往往是一個重要因素)，並作出起飛決定的時間是10點58分。直升機預熱花了六分鐘，航程約為25海里。11點19分，羅賓·魯特他們降落在蘆葦谷時，救護車在那裡只等了幾分鐘。
　　飛行員留在直升機上，使直升機保持「待機」狀態，讓引擎轉著，以便隨時起飛。直升機上有兩名專業醫療人員——飛行護士羅賓和一名急救醫生。他們知道自己將面對的是什麼情況，在飛行途中就已經準備好了相關藥物，除錯好了裝置。每個人都有具體分工。
　　羅賓和醫生跑向救護車。羅賓首先注意到的是馬特的臉。「他的臉看上住已經慘不忍睹。」他回憶說。他注意到的第二件事是，馬特呼吸異常困難。
　　與羅賓在一起的急救醫生布倫特·凱尼恩先在馬特身上放置了監測儀器——監測血壓、脈搏，以及血氧濃度，然後馬上向靜脈點滴器裡推入藥物。先是麻醉劑，然後是鎮靜劑，這些都是即刻見效的藥物。麻醉劑的作用是使馬特麻痺，讓他動不了，甚至讓他停止呼吸。不到一分鐘，麻醉劑就起作用了。但是在某些情況下，馬特，或者其他的病人，有可能會驚醒，或者保持清醒狀態，這樣的話，麻醉劑就沒有產生麻痺感官的作用。這時病人將會充分意識到自己不能呼吸，也不能動彈。因此，如果在給病人麻醉時不同時使用鎮靜劑，不讓他徹底失去意識，那對他就是不人道的，簡直就是折磨。他們把馬特的身體固定住，這既是為了他自身的安全，也是為了能讓羅賓·魯特按照他所接受的訓練，完成關鍵動作：把呼吸管插入馬特的喉嚨，一直插到氣管裡，打通氣道。麻醉劑的效果發揮得非常充分，馬特已不能自主呼吸，所以現在就要靠羅賓·魯特了，他下手必須要迅速、準確。
　　首先，羅賓拿出一個看上去像鞋拔的工具——當然，它有專業的醫學上的名稱和用途。他用它撬開馬特的喉嚨，清除所有漂浮的，堵塞氣道的東西。「鞋拔」上帶有燈，但其實看不看得到裡面的情況已經沒有什麼區別了，因為馬特的氣道裡已經面目全非。羅賓做的每一個動作都只能憑感覺。羅賓把管子完全插入氣管，直接連線肺部，然後開始按壓氣囊——手動將氧氣送入肺部。他得一直靠手動給他輸送氧氣，直到他和醫生把馬特的輪床從救護車推到直升機上。羅賓把直升機叫做「流動急診室」。直升機上配有呼吸器，馬特一被轉移到直升機上，呼吸器就會開始代替馬特呼吸了。
　　他們把馬特·米勒綁在擔架輪床上，上了那架歐洲直升機公司生產的EC—135型直升機。11點37分直升機起飛，距離事故發生整整一小時，一分不差。飛行了25海里後，直升機於11點52分降落在維吉尼亞大學醫學中心。羅賓·魯特推著馬特走向急診室時，他知道自己已經為這個年輕人盡了最大的努力，對於馬特是不是能活下來他並沒有抱太大的希望。他心想，「這得靠奇蹟了。」
　　***
　　米勒一家正在距夏洛蒂鎮機場大概一英里的地方，想儘快找個地方停下車，給邁克爾買點吃的。邁克爾和游泳隊的朋友們玩了一夜，他向他的父母保證，在他們開車來接他前，他會吃早餐的——當然，他還是沒有吃過。時間緊迫，就是吃麥當勞也行。馬特覺得麥當勞不健康，永遠不會主動吃，但邁克爾對食物來者不拒，還是個瘦高個子，什麼都能吃。邁克爾接到艾蜜莉打來的電話時，正坐在這輛租來的車的副駕駛座上。正開車的麥克，以及坐在車後座上的南希都能透過邁克爾的電話，聽到艾蜜莉的哭訴以及語無倫次的話語。雖然他們聽不清楚她在說什麼，但他們知道發生了不好的事。邁克爾的臉色變得一片蒼白。實際上，艾蜜莉幾乎說不出話了，她只是努力嗚咽著，斷斷續續地吐出字詞。邁克爾把電話內容歸納給父母：馬特遭遇了嚴重的車禍，他們正在用直升機把他送往維吉尼亞大學醫院。麥克·米勒離開公路，把車開進一家公路零售店的停車場。車裡所有的空氣彷彿都被抽空了，他們三個人，好一會兒都一動不動地坐著，努力調整呼吸。這一刻，彷彿他們原本正常的生活突然脫離了軌道，突然之間，這個像夢一樣，噩夢一樣的訊息，讓他們原本熟知、熱愛的生活，他們所理解的生活，忽然變了模樣。麥克·米勒根本無法相信這一切。他是一名受過專業訓練的律師，一名訴訟律師。他需要了解更多情況。他從邁克爾手裡拿過電話，與艾蜜莉直接通話。究竟發生了什麼？到底有多糟糕？艾蜜莉把電話交給了凱莉，但凱莉知道的也不比艾蜜莉更多。麥克·米勒讓凱莉給魯迪回電話，盡力聯絡上他，向他了解更詳細的情況。米勒一家會直接回馬特的公寓接艾蜜莉，然後一起去醫院。
　　麥克·米勒調轉車頭，重回夏洛蒂鎮。他們都非常慶幸在起飛之前接到了這個電話。麥克·米勒這一生一直在努力工作，沒有人比他更努力；他也讓自己和家人過上了舒適的生活。麥克娶了他的大學戀人，自己負擔了在法學院的學費，當上了聯邦上訴法官的文書，又成為了一家律師事務所的合夥人。在一個案件中，他曾冒著一切風險挽救了一家陷入困境的公司。經過三年的艱辛歷程，終於獲得勝訴。然後他來到了先鋒公司，開始了另一段非常成功的職業生涯。他對公司非常忠誠，他自己也頗受愛戴。在生活中，他最不如意的，也就是維吉尼亞大學隊輸了一場本該贏的足球比賽之類的事——直至這一刻。「麥克一直認為生活中的一切都會是美好的。」麥克的一個最親近的朋友麥克·米薩爾這樣說道。他是麥克以前的律師事務所合夥人。「並不是說他有護體神功，只是發生在他和他的家人身上的，似乎總是好事。但突然間，這一現實出現在面前——生活並不總是美好的。我們並非不可戰勝。」在這一刻，對麥克·米勒來說，要控制住自己的情緒是一個巨大的挑戰，而他並沒有完全做到。但他強忍著眼淚駕駛著汽車。
　　南希·米勒並沒有哭。從一開始，她就克制住了自己。她既擔心又難過，但她知道必須要保持冷靜，這並不是出於理性，而是一種條件反射，是DNA驅使，或者是女性的偽裝，或者是她性格裡具有《亂世佳人》裡的斯嘉麗1的特質，或者是因為她是醫生的女兒——又或者是以上所有原因共同作用的結果。她知道自己一定能夠保持冷靜和頭腦清醒，儲存自己的能量。她的兒子需要她，如果讓自己的情緒像脫韁的野馬，只會削弱自己的意志。南希知道丈夫一定會心碎；而她沒有麥克那樣情緒化，至少更能控制自己的情緒。她的父親曾是羅阿諾克的一名外科醫生，時常接到類似的電話。她知道可怕的事情隨時可能會發生在任何人身上。看看在阿富汗或伊拉克的士兵的家人吧。他們每天都生活在擔心接到這種電話的恐懼之中，而且這樣的電話往往不期而至。南希·米勒知道，自己現在突然之間被捲入了激流之中，她無法控制事情的發展，她所能做的，就是期待事情往最好的那一面發展。這正是她決心要做的：盡量往好處想，控制自己的情緒。不管她的馬修·昆恩·米勒發生什麼事(昆恩是她母親的娘家姓)，只有保持冷靜，才能幫助兒子和家人。
　　淚水在邁克爾的眼裡打轉，他從父母的表現中得到暗示，因此他大多時候是靜靜地坐著，為他唯一的兄弟祈禱。邁克爾和馬特小時候經常互相爭鬥，什麼東西都要爭，甚至連誰桌球打得好都要爭得面紅耳赤。桌球誰打得更好確實很重要，但他們卻還是很親密。後來兩人上了同一所大學，就更加親近了。邁克爾完全不是虔誠的教徒，但他深信祈禱的力量。同時祈禱也能給人安慰，或者僅僅是在返回市區的路上，靜悄悄的車裡，給他心裡帶來些許慰藉。
　　米勒一家繞道接上了艾蜜莉，而艾蜜莉也未能瞭解到更多情況。他們匆匆趕往醫院。麥克·米勒把車停在室內停車場的第一個停車位上，全然不顧此處「禁止停車」的標誌。他們看到了直升機，螺旋槳的葉片還在轉動。麥克能看到直升機裡有人。他跑到直升機降落區邊，拚命搖晃，猛擊圍欄，揮著手大聲叫喊，希望引起那個人的注意。那個人正是機上急救醫生，他走了過來。麥克問他是否剛把馬特·米勒送到此地。急救醫生問麥克是不是那男孩的父親。
　　「他是我兒子，」麥克說。「他怎麼樣了？」
　　「不太妙，」急救醫生回答。「命在旦夕。」
　　邁克爾·米勒後來描述道，當時他父親就像是胸口被狠狠打了一拳。他的身體雖然並沒有倒下，但精神卻崩潰了。他父親只是一直用難以置信的語氣，不斷地重複這句話，「命在旦夕？」南希的反應卻有點不同。「那麼，這是個好訊息。」她自言自語。「他還沒有死，那就有希望。」
　　***
　　米勒夫婦進入急診室，表明自己是馬特·米勒的父母以後，一位牧師接待了他們。麥克·米勒心急如焚，不過語氣還算客氣。「我們不想見牧師。我們想見的是醫生！」
　　一家人被帶到了一間小等候室裡，裡面有兩張沙發，一把椅子和一部電話。醫院配備這樣的場所是為了照顧病人家屬，讓他們能有一個比較私人的空間，一般來說，這對他們來說將會是漫長而可怕的一天。
　　黛安·霍夫曼是當天值班的社工，她為了給孩子積存大學學費，週末在醫院做兼職。她來到等候室看他們，想盡可能給他們提供一些幫助。霍夫曼平常的工作日也會在各家醫院門診工作，見多了病人家屬，但見到馬特的父母，霍夫曼還是被他們的和藹親切打動了，尤其在現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仍舊表現出彼此之間的互相扶持。他們向她講述了馬特出事之前一直在做的事情，以及在此之前，這個週末是一個多麼美好的全家團聚的時刻。艾蜜莉在哭，麥克在來回踱著步子，邁克爾和南希只是在沙發上呆呆地坐著。霍夫曼回憶說，南希看起來「整個人都被抽空了」，「但她身上仍有一種定力：我要堅持住，只要他需要我，我就會一直堅持下去。」霍夫曼告訴米勒一家，醫生會儘快和他們見面，但現在他們正忙著檢查馬特的情況，並竭盡全力挽救他的生命。麥克·米勒說想看看自己的兒子。但她告訴他們，他們必須等醫生來，醫生要在瞭解到更多情況以後才能來見他們。因此，米勒一家和艾蜜莉只能憂心如焚地坐等，在這個枯燥乏味的小小等候室裡枯等的滋味令人備受煎熬，但此時此刻，除了等待，他們什麼也做不了。
　　五號直升機救援隊一從蘆葦峽起飛，羅賓·魯特就開啟無線電，通知維吉尼亞大學醫院他們已經在路上了，醫院立即拉響了全面外傷急救警報。有十幾個人接到通知：15分鐘內會有一個危重病人抵達。最初的急診報告及後來無數的病歷報告，都將把這個事故定性為「自行車與汽車相撞事故」。
　　上午11點55分，距相撞發生最多80分鐘以後，馬特·米勒已經躺在了急診科創傷初期搶救室61號房間的檢查床上。這是全美頂尖的幾所創傷治療中心之一。
　　一支專業的搶救醫療隊已經站在檢查床周圍等著他。牆上有一張圖，明確表明了每個人所站的位置——創傷初期搶救住院醫師，急診室主治醫師，麻醉科住院醫師，護士，呼吸科專科醫生等。這些人所接受的訓練，都是為了這一刻——他們也都為了這樣的時刻而生。
　　每個人的工作服裡面都穿了一件鉛質背心，因為Ｘ光掃描會直接在檢查床上完成。醫療隊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剪開馬特的衣服，於是他就赤身裸體地躺在明亮又溫暖的燈光下；然後他們一絲不苟地從他的頭頂一直檢查到腳尖。自頸部以下，馬特看上去情況相對好些，只有一些擦傷和瘀傷。然後，他們就按照傷情評估檢查項目清單，逐步進行檢查。檢查項目是根據致命程度排序的，氣道、呼吸系統、血液迴圈系統、神經系統功能評估，身體檢查。呼吸管從直升機的呼吸器上斷開以後，現在已經重新連線到了急救室的機械人工呼吸器上，醫務人員首先要確保馬特的呼吸道安全通暢。他們用聽診器仔細診斷呼吸的氣流聲，以確保兩肺聲音均衡，胸腔沒有積血。他們檢查了脈搏，測量了血壓，在他身上接了更多靜脈點滴器，並抽了血。他們檢查了他的瞳孔反應(受鎮靜劑和其他藥物作用，瞳孔反應微弱，但足以說明他沒有腦死)，測試了四肢的活動能力，在他的喉嚨裡插進一根管子，吸出所有積血，以防嘔吐。他們把一根導管通過陰莖插入他的膀胱，來檢查尿液中是否帶血，對直腸進行了指檢，確保直腸沒有因骨盆骨折而穿孔。他們窺視耳道，尋找是否有顱骨骨折的跡象，並在裡面發現了血跡——這是一個危險訊號。他們遵循的原則是，「用眼睛觀察一切，用手指或管子探測任何孔洞」。他們對胸部和骨盆作了Ｘ光掃描，檢查是否有骨折。當然，他們還用手快速直接地檢查了他的臉部，來評估傷情。
　　按照規定，創傷搶救室的主治醫生應該是首席創傷住院醫師。今天早上當班的是住院醫師丹尼爾·克萊納，他站在檢查床的一端，馬特的腳邊，像是交響樂的指揮一樣，領導著這個世界頂級的創傷急救團隊的工作。克萊納和其他忙碌的人一樣，對這起事故只知大概——受傷的是一名維吉尼亞大學的學生，自行車撞上了汽車。當然，克萊納沒有料到自己會認識這個年輕人——馬特已經被撞得面目全非，難以辨認。他滿臉是血，嘴裡插著供氧管和吸痰管，甚至連固定供氧管的膠帶也被鮮血浸透成了紅色。馬特的頭仍然固定在頸椎套裡，頭髮凌亂不堪。克萊納從來不曾料想到，他曾和這個小夥子打過好幾次照面。
　　檢查過程中，好幾次提到病人的名字，馬修·米勒，馬修·米勒，這個名字克萊納聽起來很熟悉，但他忙於救人，並沒有細想。大約十分鐘之後，他突然意識到這是漢克斯博士帶的學生，這突然的領悟像一塊鐵砧一樣砸下來。漢克斯是普外科主任，他的工作往往會和克萊納有交集——而馬特時常跟在漢克斯身邊。想到這裡，克萊納的第一反應是，「他死定了」。克萊納並不缺乏同情心，但作為普通外科住院醫師，幾年來他見慣了最危重的病人，他這麼判斷，只是對馬特的實際情況做出的客觀判斷。
　　14分鐘後，初步檢查完成。維吉尼亞大學完成此類檢查的標準時間是13分鐘，所以檢查已經完成得非常迅速了。馬特包裹在溫暖的毛毯中，轉了一個彎，被推到的放射科，接受CT掃描，包括他的大腦、脊柱、胸腔和腹腔，幾乎每一個部位——而這只是日後無數次掃描的開始。
　　看到馬特大腦的初次掃描結果之後，克萊納博士的心情異常沉重，同時他也不得不承認，「這個年輕人沒辦法再繼續學醫了」。他需要找到馬特的家人，把情況告訴他們。下午1點鐘左右，克萊納博士在小等候室見到了他們，說醫生們還在給馬特做CT掃描，以評估他傷勢的嚴重程度，並研究檢查結果。他還說，馬特的腦部可能受到了嚴重的損傷，但現在還無法確定損傷的嚴重程度。他說，他認識馬特，曾和他見過幾次面，他還打算給約翰·漢克斯打個電話。他告訴米勒一家和艾蜜莉，頭部損傷的情況無法預料——只能等待和觀察。米勒一家覺得，醫生確實不想給他們下任何結論，所以才含糊其辭——他們猜對了。克萊納博士不想在這個時候，把自己悲觀的判斷告訴病人家屬。麥克·米勒是個不會輕易放棄的人。那一刻他並不是在法庭上，可是他就像在法庭上一樣，張口向證人提出一個簡單又直接的問題，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我們的兒子會死嗎？」
　　「有可能。」
　　***
　　離開米勒一家，克萊納拿起電話，撥通了約翰·漢克斯的電話。儘管是星期天中午，漢克斯博士還在醫院辦公室加班。克萊納告訴他，「我這裡有個病人，這人你認識。他是一名本科生。」漢克斯在心裡嘀咕：「本科生有那麼多，我實在不知道你說的是誰。」
　　克萊納告訴他是馬特·米勒。
　　許多年前，漢克斯參加過大學主辦的一個項目，本科生可以申請跟隨醫生見習。但幾年前，他當上普外科主任後，就沒再帶過本科生了。他實在太忙了，事務工作太多，實在抽不出精力再帶學生。過往的經驗告訴他，大多數前來實習的本科生沒幾天就厭煩了，來過一兩次之後就沒了蹤影。醫生的工作大多呆板、單調，每天都是在門診看病人，做例行檢查。漢克斯發現，有的學生來這裡，明擺著就是為了推薦信；遇到這種情況，他會客氣地告訴他們：想要一封推薦信沒那麼容易，還要通過很多考驗。聽聞此言，很多人就乾脆放棄了。
　　第二學年的秋天，馬特·米勒告訴父母，他要上醫學院。馬特喜歡與人接觸，喜歡科學，覺得這樣的生活會充滿挑戰，更有價值。他已經19歲了，因此這想法倒並不全是受家庭環境的影響。他的外祖父，曾外祖父，曾曾外祖父都是醫生。他的曾外祖父是喬治·華盛頓·理查茲，被尊稱為G.W.，是南軍在蓋茨堡的一名外科醫生。他的醫療裝備，一隻木箱——用維吉尼亞胡桃木做的——裡面仍然放著他當時用的手術器械，包括兩把鋸。而馬特竟然都不知道，好些年來，南希·米勒的妹妹一直拿這只箱子來裝飾她在佛羅里達的家中的壁爐架。也正是南希·米勒，在聽說兒子對醫學感興趣後，建議他可以跟隨維吉尼亞大學的某位醫生實習。南希很清楚，雖然醫生這個職業很值得驕傲，但絕不是電視上演的那樣。當馬特報名參加實習項目時，他發現已經錯過了當年的截止日期。於是他給老爸打電話求助。
　　麥克·米勒是費城聖殿大學醫學院的董事會成員。幾年前，聖殿醫學院差點被吊銷辦學執照，他們聘任了一位新院長來扭轉大局。新院長想成立一個諮詢委員會來協助他的工作。因為這個委員會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籌集資金，因此，他們需要一個有財務背景的人。米勒在韋恩少年棒球時認識了一位朋友，而這位朋友現在是聖殿的醫生，正是他向新任院長，約翰·達利先生，推薦麥克·米勒加入了顧問委員會。聽到馬特遇到的問題以後，老爸就給聖殿醫學院院長約翰打了電話，現在他們已經是熟人了，問他是否可以幫忙。達利先生恰好與漢克斯博士相熟，便打電話給他，問他能不能和這個小夥子見個面。漢克斯博士自己也有過錯過最後期限的經歷，便答應了。他萬萬沒有想到這個某天來見習的大學二年級學生會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在診室裡，並且最終，如漢克斯博士所言，「跟大家都混熟了。即使是醫學院的學生都很喜歡他。我們已經把他視為團隊的一員，是我們的福星。」
　　不用說，約翰·漢克斯越來越喜歡馬特。就在幾星期前，馬特的父母進城看足球比賽的時候，漢克斯博士第一次見到了他們。那天，馬特和父母在餐廳一起吃早餐，剛好漢克斯也在那家餐廳就餐，馬特給他們相互作了介紹。現在他又要見到他們了，卻是在這樣一個最糟糕的時刻。他來到急診室，在等候區和他們見了面。看到漢克斯博士，米勒一家深感欣慰——至少是個熟人，一個認識自己兒子的人。麥克已經不顧一切地想見到馬特了。漢克斯同意把他們四個帶到外傷搶救室，但一次只能進兩個人。
　　如果不知道病床上的人就是他兒子，麥克怎麼都認不出他來。「他的臉居然扭曲變形成那樣。」麥克·米勒說。
　　南希·米勒的反應還是稍有不同。要知道，馬特是一個那麼英俊的小夥子，有著甜美的微笑和典型的美國式下巴，跟男模一樣帥氣。她看著躺在輪床上的兒子，只能把所有痛苦深藏在心裡最隱蔽的角落。必須要等待。現在不是心痛的時候，這裡也不是心痛的地方。他看上去很糟糕，但他還活著。南希告訴自己，她必須保持專注。大腦和脊柱是最重要的問題，我們要了解這方面的情況。
　　在那一刻，艾蜜莉已經完全沒有辦法用理性思考了——當然，她毫不忌諱承認這一點。她的第一反應是，馬特看起來還是那樣，他只是睡著了。他的面板沒有撕裂，臉部也沒有開始腫脹，頭骨看上去很好——她看不出任何大腦受損的跡象。她說服自己，馬特看起來沒那麼糟糕。漢克斯博士陪他們回到原來的等候室。「我們必須讓醫生完成他們的工作。」漢克斯對他們說，「在這個時候，我們所能做的只有祈禱。」
　　***
　　接到訊息的時候，神經外科醫生賈森·希恩正在院子裡和孩子們玩耍。醫院啟動了創傷病人預警，他是緊急情況待命人員之一，所以值班的住院醫師給他打了電話；希恩即刻趕往醫院。當希恩趕到時，醫生們已經完成了對馬特大腦的第一次掃描。
　　早期的CT掃描結果顯示出幾個嚴重問題。首先，馬特顱內有十幾處挫傷，在CT影像中呈黑色和藍色痕跡，伴隨的腦出血遍布整個大腦——額葉、顳葉，以及被稱為「腦內囊」的深層結構。醫生首先擔心的問題是這會導致血腫。血腫本身可能就是致命的，因為大腦位於封閉的顱骨內，容積有限。如果不能迅速控制血腫，醫生不得不鋸開顱骨上端——頭蓋骨的頂部——為腦部血腫提供膨脹的空間。(這種情況後來就發生在了亞利桑那州的國會議員蓋比·吉福茲身上。)這種方法可能引起種種可怕的風險和併發症，醫生並不願意採用。從一開始，他們就很擔心馬特出現這種情況——這會是一個非常不詳的預兆。除此之外，還有腦挫傷本身的問題。在開始出現腦血腫之前，這些挫傷可能就已經損傷了馬特的大腦，造成永久性傷害。在現在這個階段，還無法判斷馬特是否還有認知功能，也無從知曉他的傷勢有多嚴重。
　　如此廣泛的腦挫傷還表明，馬特的大腦可能遭受了另一大重大損傷——瀰漫性軸索損傷。遍布腦組織的細小神經和神經軸突都處在一層外殼的保護下，就像裹在塑膠或橡膠套裡的電線一樣。與車輛猛烈撞擊所造成的閉合性挫傷，可能使這些神經軸突受到拉伸和撕扯。醫學術語叫剪下性損傷。現在的問題是，神經本身所受的拉伸或剪下，是否到了永久損傷的地步，或者只是外部的保護殼受到損壞，而內部的神經安然無恙？希恩醫生打了個比方，瀰漫性軸索損傷就好像是把神經或軸突「放進一個攪拌器裡，然後用力地搖晃，然後還想讓他們繼續正常傳送訊號——這不太現實」。
　　創傷外科醫生J·福雷斯特·卡蘭德全面負責馬特的治療，並負責管理不同專業的所有醫生。他舉了兩個生動的例子來解釋馬特腦損傷的情況。他說，要理解瀰漫性軸索損傷和被拉伸的神經，你可以試著想像一下把橘子從橘子皮裡剝出來的樣子。至於馬特的大腦在遭受這種程度的挫傷和血腫以後，其功能會受到什麼影響，卡蘭德說，那就像是「把你的膝上型電腦從二樓的視窗扔出去」的後果一樣。
　　顯然，依據希恩的判斷，想要嘗試拯救馬特的生命，控制血腫是首要，也是最重要的事情。從這裡也就看出把馬特迅速送進一家世界級創傷中心是多麼重要，又是多麼幸運的一件事。因為在這裡，希恩可以立即使馬特進入人為的藥物誘導性昏迷狀態，以減少大腦活動，消除顱內壓力。
　　實際上，他們能夠關閉大腦功能，讓它停止思考，甚至停止對肺部發出呼吸指令。因為進行思考，哪怕只是潛意識層面的思考，都會加重大腦的負擔，阻礙其康復，並加劇腫脹。這樣做的目標是減少馬特大腦的新陳代謝，給它放個假，這樣它就可以完全進入休息和自癒狀態。人體自身的反應機制會使身體自動調動血液和荷爾蒙到達受損區域，幫助其自癒。希恩說：「因此在開始的幾天，血腫可能會加劇，而不是好轉。我們知道，如果想要保留大腦功能，並防止任何進一步的損傷，我們必須要阻止腫脹加劇。」
　　最後，醫生們還要擔心的是馬特的顱內壓。腦血腫越嚴重，顱內壓力就越高。這種由血腫引起的顱壓增高可能最終會要了他的命。
　　人體內所有器官中，大腦所受到的控制和協調最為精細。健康的大腦內有一套複雜的程序，以保證大腦血流量和壓力保持在很小的變動範圍。如果做不到這些——保險和控制系統一旦失靈——比如說，臉撞上一塊以時速45英里的速度行進的鋼擋風玻璃，大腦很快就失去了自我控制的能力，然後一切就如脫韁的野馬，導致致命的失衡狀態。大腦會試圖增加血液的供應量，這將導致更嚴重的血腫和更高的顱壓；或者相反，大腦減少其血液供應量，但這也同樣致命。而在這種昏迷狀態下，醫生會試著仔細調節血流量，使馬特大腦內的壓力保持在安全水準。
　　正常的健康大腦的顱壓約為五到十公釐汞柱。馬特剛到醫院時，顱壓已經超過了15公釐汞柱。如果壓力達到或超過20，不管持續多久，要嘛馬特死亡，要嘛其大腦遭受嚴重的永久性腦損傷——如果之前大腦還沒有出現永久性損傷的話。這就是醫生們所面臨的挑戰。希恩很清楚，在經受此類創傷之後，大腦的血腫會在三天內繼續增加。接下來的72小時將至關重要。這會是第一個考驗。馬特能撐過三天嗎？醫生能控制住血腫脹，阻止顱壓升到致命範圍嗎？下午一、兩點鐘，希恩在馬特的頭骨上鑽了一個孔，穿透頭骨到達腦組織，並安裝了一個壓力監測器——就是所謂的Licox探測器。這個探測器可以測量氧分壓、溫度和顱內壓。有了這些測量結果，醫生便可以對馬特大腦的三個引數進行監測和調節。
　　希恩低頭看著躺在急診室裡的馬特，在他血淋淋的面孔後面，就是他受損的大腦；當希恩準備在他的頭骨上鑽孔並插入探頭時，他認出來，這是那個跟著漢克斯博士實習的大學生，維吉尼亞大學那個一心想去讀醫學院的本科生。希恩在這個年輕人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希恩也曾是維吉尼亞大學大學生，心懷同樣的夢想進入了維吉尼亞大學醫學院，而現在他成為神經外科醫生——可以說是夢想成真。希恩也要為這個年輕人盡其所能，但在那一刻，他覺得馬特可能沒有機會實現這個夢想了。經受了如此嚴重的創傷，馬特幾乎再也無法恢復足夠的認知能力，不能成為醫生了。他當然會盡全力，但在那個瞬間，他為這個孩子剛剛失去的未來而痛心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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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恩走出搶救室，向米勒一家說明了情況。馬特的腦震盪和血腫可能是致命的，接下來的72小時將性命攸關。大腦的血腫脹會加劇，如果腫脹能得到控制，如果馬特能撐過這72小時，那他就可能會活下來。房間裡所有人都清楚，死亡的可能性仍然很大。
　　此刻，麥克·米勒決定要打幾個電話。他不知道該和父母說什麼，也不知道怎麼說，所以一直沒有通知他們。他擔心的是他的母親。她母親是一個非常感性的人，對她來說家人就是一切。不過，在給兩個先鋒公司同事打過電話之後，他還是撥通了父母的電話。他的父母多年來一直住在羅阿諾克，巧合的是，那個地方離南希長大的地方並沒有多遠。他們都已年過八旬，而麥克的父親已經成功與白血病和淋巴瘤對抗了十年。麥克遲遲沒有通知父母，是因為不想讓他們擔心。他深知他們聽說了一定想馬上到夏洛蒂鎮來——這裡距羅阿諾克北部有兩個小時車程。然而，很坦白地說，麥克非常不希望他們過來。他自己已經有太多問題要處理了。電話鈴響起來的時候，他的母親，旺達，正坐在一個養老社群的一套兩居室公寓的餐桌旁。她共同生活了60年的丈夫，西德尼，正在聖馬可·路德教堂，他常在那裡打發時間。麥克沒有轉彎抹角，而是直言不諱地告訴媽媽——旺達永遠也不會忘記這句話——「馬特出了車禍，有生命危險。」麥克盡力穩定自己的情緒，盡可能不讓母親太擔心。麥克·米勒喜歡講故事，平時和母親打電話時，從來不會很簡短，但是這一次，電話兩端的人都出奇地簡明扼要。還有什麼可說的呢？麥克說得很清楚，他不希望自己的父母現在就來；他很快就會再打電話的。一結束通話電話後，旺達·米勒就拿起電話給教堂打，試著找到自己的丈夫，然而卻無人接聽。他可能出去耙樹葉了，或者在花園裡忙著工作。他在農場出生和長大，始終對泥土和植物懷有感情和激情，同時他也有這樣的天賦。她又試著給另一個兒子打電話，還是沒有人接聽。她又打電話給自己在羅阿諾克最好的朋友，依然無人接聽。
　　於是，她就只能坐在廚房的餐桌旁，坐在牆上諾曼·洛克威爾2的畫作下面，對著手邊的《聖經》和日常祈禱文禱告。「上帝，你知道，此刻就只有你和我。」她十指緊扣，閉上眼睛，強忍著眼淚，祈求上帝救救她的孫子。她前天剛和孫子見過面，依然清晰地記得他的青春活力和燦爛笑容。旺達感到恐懼。馬特不能死。沒有了馬特，我們怎麼活下去？一旦你認識了一個人，愛著一個人，你便無法想像沒有他的生活。
　　麥克的第四個電話打給了他的行政助理，南希·魯菲尼。自從麥克在1996年加入先鋒公司以來，南希就一直是他的助手，多年來麥克在家裡曾無數次打電話給她。但是那個星期天下午，她聽到他在電話裡說「南希，我是麥克。」這句話的時候，南希一時沒有聽出來是誰。她聽不出他的聲音，因為這聲音是那麼沙啞，那麼激動。他告訴她出了什麼事。她知道，這樣的訊息可以摧毀任何人，任何一位父親，她坦言自己無法想像麥克·米勒是不是還能恢復過來。她立刻下意識地知道，如果那個孩子死了，儘管麥克·米勒熱愛先鋒，他也再不可能回來工作了。他永遠無法走出陰影。她知道麥克與兩個兒子有多麼親近。當麥克在工作，由南希替他接電話時，她幾乎每天都能接到他的孩子們打來的電話。她知道，他多麼為這兩個兒子感到驕傲，她知道他是多麼愛他們，她知道他是如何在先鋒繁忙的工作日程中擠出時間來——他手下有850名員工——這樣他就可以早點下班，去指導一支小小的少年棒球隊，或者在下午溜出去看一場高中的游泳比賽。麥克·米勒一直處於巔峰狀態，一直控制全域性，他是律師中的佼佼者，時刻準備著接受挑戰。然而，就在這一天，在這一刻，他迷失了方向。南希·魯菲尼花了幾個小時的時間，想像著麥克和他的兒子的情形。最後，她覺得自己有必要發一封郵件給公司的高級主管。郵件是在下午6點49分發出的。南希寫道，「麥克今天下午打電話給我，告訴我他的兒子馬特在騎自行車時出了車禍。他在維吉尼亞大學醫院的創傷搶救中心。他說，馬特的頭部與一輛行駛中的汽車相撞，臉上所有的骨頭都碎了。他們正擔心他大腦的情況，接下來的72小時將生死攸關。馬特毫無疑問掙扎在生死線上。麥克也不知道他什麼時候能回到辦公室上班。請為馬特和他的家人禱告。我一旦得到更多訊息，會立即向諸位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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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明白了自己的兄弟到底是什麼狀況，以及他所面臨的命運後，邁克爾·米勒撥通了自己的女朋友琳達·劉的電話。琳達在史丹佛大學讀書，兩人從邁克爾大二那年開始約會。「他努力想讓自己變得勇敢，但他的聲音在顫抖。」琳達說。然後邁克爾給幾個還在夏洛蒂鎮逗留的游泳隊的朋友打了電話。其中一人立即給他們的教練，馬克·貝納迪諾，打了電話，並給他留了語音資訊。貝納迪諾整個下午都在陪兒子參加少年足球提高班的比賽，諷刺的是，比賽地點就在納爾遜縣的鄉村，離馬特的出事地點只有幾英里的路。他手機一直關機，直到夏洛蒂鎮自己家附近時才開機。聽到語音留言訊息以後，貝納迪諾立刻告訴了他的妻子，特里，問她應該做什麼。他們的孩子出生以前，特里當了很多年加護病房的護士，她也是約翰·漢克斯的好朋友，漢克斯還出席了他們的婚禮。她告訴丈夫應該去買吃的，要買很多吃的。他們肯定都沒有吃過東西，肯定都餓壞了，但他們肯定都忘記自己餓不餓了，因為他們根本就想不起來吃東西；一定要給他們送些吃的，他們需要維持體力。馬上去，現在就去。於是，他就去便利商店買了幾個大三明治，一路趕往醫院。他和他們一起坐在小小的等候室裡。他和這一家人很熟，因為他是邁克爾的教練，教了他四年，接著又教了馬特一年。而那一天，在他們游泳隊接受冠軍花環以前，他還和邁克爾一起站在足球場上。貝納迪諾就像是家人一樣。他一走進房間，他的出現和支援就給了米勒一家很大的鼓舞。貝納迪諾能看得出來麥克被打垮了，他從來沒有見過麥克這樣子，但他完全理解。麥克告訴馬克·貝納迪諾：「我們可能會失去我們的兒子。馬特可能撐不過去了。」貝納迪諾問是否能看看馬特；麥克說不行，他說貝納迪諾不會想看到他現在的樣子，不應該去看他。他肯定認不出馬特。貝納迪諾還是保持樂觀的態度。他跟大家說，馬特是這個星球上身體最棒的人之一。如果真有人能扛得過這樣的意外，那一定是馬特。
　　醫生帶來了新訊息。幾個CT掃描結果顯示，馬特的脊柱沒有受損。醫生說，這只能歸因於一個事實——他的體格超強。此後，又有了更多好訊息。他的心、肺、肝、腎似乎都非常正常，已經得到實驗室證實。貝納迪諾說道，「這太棒了！」最後結果是，馬特的右手確有骨折，需要手術治療。南希整個下午都在等脊椎情況的訊息。她仔細聽了醫生講的每一個事實，每一個細節，在心裡作好了準備，接受最糟糕的結果。但到目前為止，她並沒有聽到任何明確和絕對的無法痊癒的說法。馬特不會癱瘓。這就是好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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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國國家公園管理處護林員那裡做完口供以後，馬克和瑪麗安·哈里斯仍然心有餘悸，但他們還是回到車上，發動汽車駛上了回家的路。他們在5英里里程碑所在的駝背岩遊客中心停下來，因為瑪麗安不得不去洗手間。她的襯衫上都是血，她很緊張，怕有人看到她以後會胡思亂想。所幸藍脊公路遊人不多，周圍並沒有什麼人。馬克·哈里斯甚至都沒去冒那個險，他全身都是血，索性就留在了車裡。他們繼續朝家裡駛去，沿著250號公路緩緩地開回了夏洛蒂鎮——這也是幾個自行車手本來要走的路線。瑪麗安原本是個佩花嬉皮3，現在是一名社會工作者。整個下午和晚上，她都不由得想到醫院裡那個可憐男孩的母親——她可能正獨自面對這一切。瑪麗安非常想去醫院找那位母親，告訴她，出事後自己一直在山上，在她兒子身邊陪伴他，希望自己能在這可怕的時刻給她安慰。瑪麗安彷彿看到，這個可憐的母親在一個無菌房間裡眼睜睜看著自己可愛的孩子死去。但瑪麗安決定不去醫院了。男孩的母親不知道她是誰，也不知道山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她也不需要一個陌生人的安慰。那天晚上，馬克·哈里斯倒確實打了個電話給他在維吉尼亞大學醫院裡的前同事，請他檢視馬特的情況，並隨後通知自己。
　　肯·格里高利等了幾個小時，和公園護林員做好了口供。一位護林員跟他說了很多，他認為這不是肯的責任，然而肯要對可能發生的一切結果做好心理準備。「這是在美國，」護林員跟他說。「只要有律師介入。你永遠都不知道會有什麼結果。」肯後來自己是怎麼開車回的家，他自己都不記得了。他整個人都已經麻木了。所幸保時捷還能開，他把車停在了車庫裡。肯很幸運，在事故中安然無恙。不過，這仍是他這輩子經歷的最糟糕的事情。
　　國家公園管理處護林員封閉了道路，有幾輛汽車在事故現場停了下來。幾位司機下車來看看發生了什麼事，並且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幫助。其中一輛向南行駛的車剛好帶著拉自行車的拖車。這位司機本來是要去和自己的妻子與女兒會合——她們兩人一大早就出發，騎自行車去水獺峰酒店。丈夫、妻子和女兒輪流開車和騎車，每次有兩個人騎自行車，一人負責開車拉著拖車，今天是他負責拖車。同為一個自行車手，他對魯迪和克里斯有一種親近感和責任感，主動提出用自己的拖車帶上他們的自行車，讓他們搭車回維吉尼亞大學。他自己則在當天晚上去追趕家人。
　　魯迪一回家，就立即把所有帶血的衣服扔進洗衣機。然後他走到凱莉的宿舍。他覺得自己迫切地需要與她和她的室友傾訴，跟她們說說發生的一切。凱莉記得魯迪敲她的宿舍門，然後他站在她宿舍的門口，手裡拿著馬特的頭盔，上面還滿是鮮血。她說，他看上去就像一具殭屍，像是從莎士比亞戲劇裡走出來的幽靈。她跟他說，把頭盔扔掉算了，但他堅持說不，他要幫馬特把頭盔洗乾淨，替他保管。然後他坐在她的宿舍的客廳裡，午後的陽光依舊灑進房間，燦爛得好像什麼都沒有發生一樣。他告訴他們發生了什麼事，說著說著，他控制不住地抽泣起來。他覺得馬特會死的。他覺得，現在馬特可能已經死了。離開凱莉的宿舍後，魯迪想，自己必須把這件事沉澱下來，於是那天晚上他去計算機實驗室繼續完成自己的小組項目。他再也沒有向別人提起這件事。
　　那天晚上，克里斯回到家以後，決定再也不騎公路自行車了。他把自己的自行車掛在網際網路上出售，不到一星期就賣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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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提供安慰之外，約翰·漢克斯當天下午還幫了米勒一家另一個忙。他給自己的同事史蒂芬·帕克打了個電話，他是臉部整形外科醫生，漢克斯相信，在維吉尼亞大學，帕克是再造馬特臉部的最佳人選。不巧的是，帕克第二天早上要啟程前往中東，參加為期一星期的講座和教學工作。漢克斯請他來給馬特做手術。
　　帕克醫生出生於紐約市，在韓國生活了六年以後才搬回美國，住在底特律郊區。後來又上了阿默斯特學院，畢業後讀了密西根大學醫學院。他在波士頓的塔夫茨做了五年實習住院醫師，專功耳鼻喉科手術。他決定要成為這個專業領域的一名臉部整形外科醫生，因為這符合他的個性——他是一個一絲不苟的人。他追求完美，不願退而求其次。對於重創後的臉部再造這樣的手術，要讓一切看起來完美無缺，功能回復正常——面板、肌肉、神經和骨骼——一絲不苟的態度和完美主義都至關重要。正是這一點最適合他。
　　帕克完成了所有訓練和學業以後，到哪裡去工作是一個問題。他有三個選擇。一個選擇是回到波士頓。但他覺得波士頓是年輕人學習和接受教育的好去處，但不一定是執業醫師的好去處。何況他對回到波士頓也沒有什麼熱情。另一個選擇是明尼蘇達州羅徹斯特市的梅奧療養院4。他去面試的那天，寒風刺骨，氣溫只有攝氏零下1度。招待他的主人在晚餐時說，「我想這樣的天氣可能意味著你不會再到這裡來了。」飯後，帕克堅持這頓飯AA制(各付各的)，因為他很清楚自己的妻子肯定受不了這種氣候，他也不想占這個人一頓飯的便宜。最後的選擇是夏洛蒂鎮。他到機場時，部門的頭兒來接他，他們本來晚上要去正規的餐廳吃晚飯的。但這位東道主在機場就開門見山地跟他說：「把領帶摘了，我們沒時間正而八經的吃飯了。我們得去麥當勞抓個漢堡馬上走人。因為我弄到了兩張籃球比賽的前排票，維吉尼亞大學對陣佛羅里達州籃球隊。」第二天一整天已經排滿了與各位大佬的會面，而一大早，這個部門領導就來接他，並對他說，他們先要到當地的鄉村俱樂部去一趟，去看那裡舉行的高爾夫職業聯賽。「他非常明白如何調動我的每一根神經。」十九年來，一直如此。
　　帕克醫生到了醫院，檢查了馬特的情況，又看了一堆臉部CT的掃描片。簡單來說，馬特臉上的每一塊骨頭都骨折了。病歷裡描述馬特各種創傷的滿眼都是讓人看不懂的醫學術語，但也有一些術語簡單直接，無需翻譯：「中樞臉部粉碎性骨折」，「星狀骨折」和「左眼眶爆裂性骨折」。馬特的下巴、下顎、臉頰和眼眶都碎了。32顆牙齒中，至少有27顆受損或者完全碎了。
　　即使造成創傷的力量如此猛烈，臉部撞上了時速40英里的汽車，他臉上的軟組織——面板——並沒有破損、撕裂，或割傷。受傷的只是面板下面的骨骼。因此，如果醫生能夠找到辦法來修復骨骼，重建臉部骨架，麥克的臉還有機會——至少看起來正常。目前沒有醫生可以保證還能把一隻摔碎的存錢罐重新黏回去，也不知道他的臉部神經是否還能恢復功能，他是不是還能微笑，或者還能不能控制住不流口水。不過，雖然馬特的臉已經腫得面目全非，但他的面板僅僅是被腫脹撐起來，並沒有留下疤痕。順便說一下，帕克覺得這簡直太神奇了，就像事故發生時有個天使坐在他肩頭護佑他一樣。帕克醫生還從來沒見過在類似的鈍挫傷情況下，面板能夠保持沒有破損、撕裂或割傷。現在這發生在了馬特身上。這是個很好的起點。
　　通常情況下，臉部重建並不是最緊迫的事。臉部的血液充足，不像小腿或腳，立即感染的風險不大。像馬特這種情況——不管你信不信，與馬特類似的情況很多——臉部手術通常可以等幾天再做。主要原因有二：首先，要是病人一兩天內就因腦部損傷而死亡，那為什麼還要做臉部再造手術呢？通常醫生會等等看，看腦損傷的問題是不是能夠解決。其次，按照希波克拉底誓詞5的原則——「我要竭盡全力，採取我認為有利於病人的醫療措施，不能給病人帶來痛苦與危害。」如果病人已經有生命危險，為什麼還要帶給他更多的傷害和痛苦呢？為什麼要讓他痛上加痛呢？因此，最謹慎的辦法，最標準的程序就是等待。但帕克是最好的醫生，而且他第二天一早就要離開美國了。醫生們進行了協商。雖然馬特仍在危險期，但狀況穩定。他們需要做的只是等待和觀察腦損傷的情況。最後，負責協調所有參與醫生的創傷外科醫生卡蘭德同意當晚就為馬特進行臉部再造手術。
　　帕克覺得，像馬特這麼複雜和危重的病人，不管是在馬特剛到醫院時為他診治的當班首席住院醫師賈里德·克里斯托費爾，還是首席創傷住院醫師克萊納，都非常可能會在當天下午或者晚上打電話給自己，請自己來做這個手術。無論病人背景如何，這都是可能發生的。醫生經常會召集其他醫生一起來給病人會診。如果事故晚發生一天，如果帕克已經出發去了中東，另一位外科醫生也會臨危受命。這就是醫療系統運作的方式。帕克醫生並沒有把這當作是對馬特的特殊優待，只是一個普通的工作日，雖然太過漫長了一些，即使是這臺手術可能會讓他飛往中東的時候睡眼惺忪，但這就是他選擇的生活。
　　當天傍晚，馬特從急診搶救室被轉移到了五樓的外科創傷加護病房。米勒一家和艾蜜莉也在那旁邊找了一間小候診室過夜。醫院通知他們，馬特要做一個時間長又複雜的臉部再造手術。他們就僅僅知道這些，但仍在尋找任何積極的跡象。他們還相信這個手術一定是好事。他們自己琢磨著，醫生決定做手術，一定是因為他們覺得馬特可以活下去。事實其實並非真的如此。考慮到當時的情況，這個決定只能算是一次賭博。
　　帕克召集了他的團隊，主要由他所在部門的首席住院醫師賈里德·克里斯托費爾擔任他的助手。
　　要進行臉部再造，外科醫生需要遵循一些簡單的原則和基本概念。首先，要從固定的、未鬆動的、還比較完整的部分入手，然後把鬆動的部分與這些固定的部分連線起來。如果只是先把鬆動的部分連線起來，就很難保證最後這些部分能夠與原本固定的部分癒合在一起，也很難保證整體效果。這些外科醫生的電腦檔案裡儲存了無數病人臉部的照片——當然，他們沒有馬特的傷勢嚴重——這些病人的臉有的看起來像是凹下去了，有的坑坑窪窪，有的雙眼相隔太遠，或者鼻子扁平得跟熨斗一樣。骨骼外的面板和軟組織包裹得是否自然，臉部輪廓是否正常，都取決於下面骨架再造的情況。第二個原則是要試著從牙齒開始，如果牙齒還未完全破損，就將它們按順序排列起來，因為如果能排列到位，臉部其他部分的骨骼就有可能以此為基礎歸位。當然，馬特當時能產生「線路圖」作用的牙齒只有幾顆而已。
　　外科醫生使用鈦板假體和自攻螺絲來再造骨架。想像一下小時候的「建造模型」玩具。他們使用手工工具，高科技的鉗子，把鈦合金片假體彎折成自己想要的形狀。從根本上來說，帕克和他的團隊是集木匠、建築師和工程師於一身的。有的地方只有骨頭碎片，沒有螺絲的立足點，外科醫生們就希望這些碎骨能在鈦板假體周圍癒合。他們工作了好幾個小時，手術最終在午夜之後完成，總共用到了7塊鈦板假體和32個螺絲。他們把他的下巴縫合起來，保證馬特全新的「鈦合金臉」不會在骨頭癒合過程中移位或脫落。
　　凌晨1點鐘左右，帕克去五樓重症監控室附近的一間小候診室找病人家屬。麥克、邁克爾和艾蜜莉都在椅子上打瞌睡。南希躺在地板上睡著了，頭枕著她的大衣。帕克開門時，不小心撞到了她的頭。他對他們坦言，這是他見過的情況最糟糕的病例。「你兒子的臉，就像是一件從20英尺高的地方摔到地上的精美瓷器。」他對自己的同事感到非常自豪，同時認為團隊的水準已經發揮到了極致。他一步步地跟他們解釋了手術的細節。至於那些粉碎性骨折後的碎骨，因為過於細小所以無法固定。他說，「這些骨頭無法固定。你只能把他們聚攏在一起，希望他們自己痊癒。」
　　一家人終於找到了一個展露笑顏的理由。帕克說，手術過程中有好幾次，馬特的脈搏變得非常慢，觸發了報警器。心臟監護器設定的警報心率是50次。「可是你馬上就能發現，他沒事。」帕克說，「他真是個運動員。」
　　帕克還告訴馬特的家屬，有兩樣東西救了馬特的命：「他的頭盔和他的臉。」
　　「你說他的臉救了他的命？」麥克·米勒問道。
　　「人的臉部有一些氣腔」，帕克解釋說，「沒有人真正清楚這些氣腔是派什麼用的。可能是為了減輕顱骨的重量，可能是幫助聲音產生共鳴，或者可以是充當安全氣囊的。當你的臉受到外力撞擊時，撞擊的力量被傳導到氣腔，而不是直接作用在於氣腔後面的大腦上。」
　　「也許正是嚴重的臉部骨折救了他的命。」帕克說。
　　原來馬特的臉成了撞擊的緩衝區，半夜裡聽到這樣的訊息實在太驚人了。
　　凌晨2點左右，米勒一家終於離開了醫院。他們先開車把艾蜜莉送回了宿舍，才回到下榻的萬怡酒店——酒店就在醫院對面。在這一生中最糟糕的一天，艾蜜莉抱著泰迪熊睡著了——那是馬特送給她的第一個情人節禮物，那時兩人都還是高三學生。爬到床上時，艾蜜莉按了小熊身上的一個按鈕，隨後一段錄音響了起來，那是馬特的聲音：「我屬於艾蜜莉，艾蜜莉也屬於我。」
　　凌晨3點到4點之間，米勒一家剛剛進入夢鄉，南希·米勒的手機響了。三個人都從床上彈了起來，腎上腺素猛烈上升。醫院把南希的手機號碼登記為緊急聯絡電話，還有誰會在這個時候打電話來呢？一定是醫院來的。一定是出了什麼事。麥克雖然有時情緒化，但依舊勇於面對生活，他接起了電話。電話確實是醫院打來的，開帳單的人需要馬特詳細的保險資訊。麥克平靜地回答說，會在早上電話告知這些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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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亂世佳人》是根據小說家瑪格麗特·米切爾的小說《飄》改編的一部美國電影。女主角斯嘉麗原本是個千金小姐，後來在生活的磨煉中成為一個堅強獨立的女子。
　　2諾曼·洛克威爾（Norman Rockwell，1894—1978）是美國在20世紀早期的重要畫家及插畫家，作品橫跨商業宣傳與美國文化。
　　3 嬉皮的一種，常戴花象徵愛，鼓吹世界和平和博愛。
　　4 美國著名的私人醫院
　　5 希波克拉底誓詞是2400年以前誕生的古希臘醫學職業道德聖典。幾千年來，這個誓言早已跨越希臘的國界為全世界所廣泛接受。